引言yKv行之道

        近年來，通過政府干預是否可以實現職住平衡和短通勤距離受到學者的關注，但是現有研究之間存在爭議。雖然有一部分反對的聲音，但研究往往倡導西方市場經濟背景下的自主選擇，認為政府干預有可能對職住平衡帶來負面影響。而很少有研究關注發展中國家，從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探討這一問題。本文對中國城市60多年來職住關系與通勤行為的變化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剖析變化的社會空間背景對通勤行為的影響，重點強調了單位制度及其變化的核心作用，旨在更好的理解中國城市轉型過程中通勤行為的變化，討論政府干預對通勤距離的影響機制，并提出未來研究的若干方向。yKv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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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yKv行之道

        本文首先提出了中國城市通勤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框架，指出通勤行為受到制度因素，經濟因素，空間因素和個人因素四個維度的影響。其中制度因素和經濟因素是指宏觀層面的城市政策和市場力量，這也可能影響空間轉型和個人選擇；而空間和個體因素代表了中國城市的社會空間轉型的方向。所有這些因素相互影響，導致職住分離和空間不平等。這些現象進一步導致增加的通勤和非工作出行距離。而在這些因素中，單位制度作為中國獨特的政府干預模式，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而本文就是針對這一因素進行重點剖析。yKv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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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期的中國社會空間背景yKv行之道

        本文隨后根據單位制度的變化將中國社會空間背景分為三個主要的階段，即1978年之前的單位制度時期、1978-1998的單位持續作用時期和1998年后的單位解體時期，并對每一個時期的職住關系以及單位的影響進行梳理。在1978年之前，單位作為城市社會空間基礎，通過單位綜合體規劃、單位住房分配、單位大院建設等空間規劃方式塑造了街道尺度的職住平衡。1978年-1998年，城市轉型將土地價值和住房市場引入中國城市，但是這一時期單位依舊對城市職住關系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一方面國有單位繼續在原有土地上建設住房，進一步加強了職住接近。另一方面，一些單位與開發商合作在郊區建設住房，導致了部分職工的職住分離開始出現。這一時期，單位開始重塑城市的職住關系，促進職住分離。1998年后，經過20年的城市轉型，中國城市進入了城市化和郊區化的新時代，單位為主導的政府干預開始消失而新的市場選擇開始出現。單位在1998年住房改革后，逐步結束了住房分配和大院建設的責任，導致單位綜合體的解體和進一步的職位分離。同時，市場力量已逐步成為住房和企業選址的決定因素，分區制加強，居住郊區化快速發展，從而加快了新的職住分離。yKv行之道

中國城市通勤行為的模式yKv行之道

        本文提出，中國城市通勤行為反映了單位空間思想的變化。首先，1978年之前，大多數單位大院實現了工作場所和居住地之間的接近，導致短距離通勤距離；這一時期的通行模式主要有三種類型，包括步行距離內的單位內部通勤、單位之間的通勤以及市中心向近郊單位的逆向通勤。其次，1978年-1998年，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逐步改變了基于單位的職住平衡，從而增加了通勤距離；這一時期的通勤模式也有三類，包括從近郊區到市中心的單位或新建立的就業中心的中短距離通勤、單位內部通勤和單位之間的通勤，但是總體上從近郊到市中心通勤的比例增加，而單位內部通勤則逐漸減少。最后，自1998年以來，職住不平衡導致了通勤距離不斷增加，甚至出現了超長距離的通勤；這一時期的通勤模式包括從市中心到郊區的逆向通勤、郊區新城之間的側向通勤以及從郊區到城市中心的長距離通勤。由于大多數中國城市仍然以單中心城市結構為特征，導致從郊區到城市中心的主要通勤流，通勤時距甚至超過10公里和50分鐘。本文整理了近年來通勤研究的相關文獻，對這一時期的通勤距離、通勤時間和通勤交通方式進行了系統的搜集、整理和綜述，提出目前的通勤發展趨勢是通勤距離和時間不斷增加，通勤交通方式向機動化發展。yKv行之道

研究存在問題與未來方向yKv行之道

        首先，應該對中國城市通勤模式的動態變化進行系統的分析，特別是現有研究在縱向數據分析以及中小城市研究方面略顯不足。未來不同類型城市的橫向比較和某一個城市的縱向比較會對我們完整的認識中國城市通勤模式起到重要的作用。其次，政府干預怎樣影響通勤行為需要進一步深入的探討。已有研究對轉型期單位空間思想和住房制度與通勤行為的關系進行了定量分析，未來需要進一步分析因果關系與過程機制。一方面通過生命歷程或生命史的方法進行關鍵政策變化節點對通勤行為變化的機制分析需要加強，另一方面通過比較單位居民或公共住房居民遷居前后的通勤變化理解空間規劃對通勤行為影響的研究也應受到重視。另外，利用情景分析對政策影響下的通勤行為進行模式，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yKv行之道